TrustWallet钱包安卓下载 平台资本主义的趋势
平台资本主义的趋势
本文来源于《平台资本主义》
作者: 尼克·斯尔尼塞克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Platform Capitalism
译者: 程水英
出版年: 2018-7-1
引言
如今人们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规模转型的时代。诸如“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样的术语都被用滥了，到处都是企业活力和企业弹性的诱人形象。
作为从业者，我们将从长期的职业生涯中解放出来，若有机会，就能通过出售我们能提供的任何商品和服务来获得成功。作为消费者，我们能享受到丰富的按需服务，体验到连接设备的网络，满足我们的每个奇思妙想。
本书描绘了当今的时代及其在新兴技术中的化身：平台、大数据、叠加制造技术（又称3D打印，是近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可替代传统制造业的颠覆性技术）、机器人技术、机器学习以及物联网。本书并非阐述这些主题的第一本书，但它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方法。
在现有的资料中，有一种评论着重于新兴技术政治学，强调隐私和国家监督，但撇开了所有权和盈利能力的经济问题。另一种评论关注公司如何成为具体思想和价值观的载体，批评他们不以人道的方式行事一一却再次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背景和必要性。
有些学者确实研究了这些新兴的经济趋势，但只是把它们作为特殊现象展示出来，而与它们发展的历史背景脱节。他们没有问过为什么出现今天这种经济，也没有意识到今天的经济如何响应昨天的问题。
另外，有些学者分析了智能经济对工人而言是多么的不理想以及数字化劳动是否代表了工人与资本之间关系的转变，但是他们撇开了对更广泛经济趋势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分析。
本书旨在通过描述资本主义和数字技术的经济历史来补充其他的观点，同时承认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和当代经济固有的竞争性紧张状况。我们可以把主要科技公司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参与者，来了解很多关于它们的事情。这意味着把它们分离出来，不同于“加州意识形态”（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和新右派自由主义理想实现了一次不寻常的融合。美国西海岸的一些作家、黑客、资本家和艺术家以一种松散的方式形成了—股多元而异质的亚文化，他们名之为“加州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定义的文化行为者，也并非寻求行使权力的政治行为者。相比之下，这些行为者被迫寻求利润来抵制竞争。此举严格限制了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所抱有的可行及可预测的期望 。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要求企业不断寻求新盈利途径、新市场、新商品和新剥削手段。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关注资本而不关注劳动力的问题，可能表明的是一种庸俗的经济学。但是，在工人运动大大被削弱的世界里，把资本作为机构的优先事项，不过是反映现实。
那么，如果我们想看看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我们要关注哪里呢？我们可能要转向技术行， 但严格来说，这个行业仍然是经济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 。
目前在美国，数字技术约占私人公司增加值的6.8%，而这些私人公司雇用了约2.5％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去工业化的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雇员人数是数字技术产业雇员的4倍。在英国，制造业的雇员人数是科技行业的3倍。部分原因是科技公司出了名的人少。谷歌 (Google) 拥有约6万名直属雇员，脸书 (Facebook) 拥有1.2万名员工，而Whats App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脸书时只有55名员工，Instagram以10亿美元被收购时只有13名员工。
相比之下，在1962年，最主要的一些大公司雇用了更多的员工：AT & T拥有56.4万名员工，埃克森公司 (Exxon) 拥有15万名员工，通用汽车 (GM)的员工人数达到60.5万人。因此，当我们讨论数字经济时，我们应该牢记，它的概念比根据标准分类定义的技术行业更宽泛。
作为初步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数字经济是指企业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数据和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这是一个横跨传统行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和电信业）的领域，实际上对当今大部分经济体都至关重要。以这种方式理解，数字经济表现得比简单的领域分析重要得多。
首先，它似乎是当代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不断创新，似乎正在引导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在当前经济停滞不前的背景下，似乎是一个导航灯 。
其次，数字技术越来越重要，就像金融业。由于数字经济成为当代经济中日益普遍的基础设施，所以一旦数字经济崩溃，将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最后，由于其活力，数字经济被认为是一种理想，能够更大程度地使当代资本主义合法化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一种霸权主义模式：城市要变得智能化，企业必须要颠覆传统模式；工人要变得灵活，政府必须要明智和练达。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工作的人，可以利用这些变化，取得成功。
本书的论点是：随着制造业盈利能力的长期下滑，面对生产领域的低迷状况，资本主义已经转向数据，并将它作为维持经济增长和活力的一种方式。
到了21世纪，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基础上，数据越来越成为企业及其与员工、客户和其他资本家关系的核心。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能够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随着这一转变发生，我们看到了大型垄断企业的兴起。
今天，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被这些公司所主导，而本书所概述的数字经济发展动力，则表明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平台放在更大的经济历史背景下，把它们理解为产生利润的手段，并勾勒出它们带来的一些倾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是现有其他著作的综合。第一章中的讨论，应该是经济史学家所熟悉的，因为它概述了2008年后的经济奠定社会基础的各种危机。它试图用历史事实分析新兴技术，将其视为更深层次资本主义倾向的产物，显示出它们如何在剥削、排斥和竞争的体系中互相牵连。
第二章中的内容，应该是从事技术行业的人所熟知的。本章试图在许多方面阐明技术领域正在进行的各种讨论，同时阐述平台的类型和起源 。
相比之下，第三章则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东西 。在前面章节的基础上，第三章试图提出一些可能的趋势，并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粗略的预测。
这些前瞻性的预测，对于任何行业都至关重要。我们如何建立对过去和未来的概念，对于我们如何从战略上思考和运用政治策略来改变社会，也相当重要。简而言之，我们把新兴技术看作是开创新的体制还是继续早期的体制，这是有区别的。这将影响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并有可能决定危机在何处出现。这对我们设想在资本主义下，劳动力可能拥有的未来也有影响。
本书的部分论点是，社会形势表面上的新颖性，掩盖了长期趋势的持久性。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我们的立场，是转变战略的第一步。
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生于1982 年，是一位加拿大作家和学者。他目前是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数字经济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加速主义和后稀缺经济的政治理论。
第一章 平台趋势
我们要了解当代的形势，就有必要看看它与之前的时代如何联系。从历史背景看，一些看似特别新奇的现象，也许表现出它们与过去的简单连续性。
在资本主义后期，有三个时期与当前的情形相关：20世纪70年代对经济衰退的反应、 20 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和萧条以及2008年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每个时期都为新的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并逐步确定了它的发展方式。这一切必须首先放在广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背景下以及这个体系对企业和员工施加的规定和约束背景下。虽然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体系，它也有一些不变的特点可以充当任何特定历史时期的广义参数。如果我们想了解当今形势的起因、动态和后果，必须首先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到目前为止，所有生产方式中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在提高生产力水平方面，都是极其成功的。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动力，体现其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能力和提高生活水平能力。
是什么使得资本主义如此不同？这无法通过心理机制来解释，仿佛在某个时刻，我们共同决定，要比祖先们更贪婪。相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因素，是社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财产关系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生产者可以直接获取他们的生产资料，如农业和住房所需的土地。在这些条件下，生存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生产过程是多么高效。自然周期的变化，可能意味着有一年某种作物的生长没有达到恰当的水平，但这些是偶然的约束条件。要生存只需工作足够努力，就可以获得所需的资源。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情况有变。经济主体与生产资料分离，为了确保获得生存所需的物品，人们现在必须转向市场。虽然市场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唯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主体全面依赖市场。因此，生产开始面向市场：一个人必须出售商品，以便获得购买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货币。但是，由于大量的人现在依赖市场上的销售，生产者面临着竞争压力。如果成本太高，生产者的商品就卖不掉，他们很快就会破产。因此，全面的市场依赖性，促成一项系统的规定，以降低与价格相关的生产成本。这点可以用多种方式完成，但最重要的方法，是在劳动过程中采用有效的技术和工艺，实现专业化以及打败竞争对手。这些竞争行为的结果，最终在资本主义的中期趋势中得到体现：价格略微下降到成本水平、不同行业的利润趋于均等、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成为资本主义的终极逻辑。这种积累的逻辑成为一个隐性的、理所当然的元素，嵌入每个业务决策中：雇用谁、在哪里投资、创建什么、生产什么、卖给谁等。
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地技术变革，这是它作为示意性生产模式重要的结果之一。为了降低成本，打败竞争对手，控制员工，减少流失时间以及获得市场份额，资本家被迫不断地转变劳动过程。这是资本主义巨大动力的来源，TrustWallet钱包官网下载因为资本家倾向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TrustWallet钱包下载并有效生成利润。
但是出于其他原因，技术也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我们将在下文中更详细地阐述。技术经常被用于简化员工的工作，削弱熟练技术工的力量 （虽然也有技术再培训的反向趋势）。这些具有简化作用的技术，使得用更低薪酬聘用的工人能够进来并替换熟练的工人，并且可以将工作的心理过程管理权转移给管理者，而不是留给车间工人。
然而，在这些技术变革背后，存在着竞争和斗争一一无论是在不同的阶级之间，还是在资本家之间。各阶级竭力损害对方以获得竞争优势，而资本家努力把生产成本降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特别是资本家的动态，将在这本书重点提及的变化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在我们了解数字经济之前，我们应当回顾一下稍早时期的情况。
01 战后特例的终结
许多人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战后安定状态逐渐崩溃的时期。托马斯·皮凯蒂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平等的现象减少，是资本主义普遍规则的例外；罗伯特·戈登认为，20世纪中期的生产率提高，是历史标准的例外；许多思想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战后时期是不可待续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这一特殊的时期从广义上来界定，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国际层面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国家层面的社会民主共识以及经济层面的福特主义。然而自2 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黄金时期已渐渐崩溃。
高收入经济体战后局势的特征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不够详尽）——商业模式和雇佣性质。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战后美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主导地位。其标志是作为典范的福特汽车公司，建立起大型的制造工厂和流水生产线。这些工厂着重进行大规模生产，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监督以及在需求激增的情况下，采取“应急”方法，解决额外的工人需求和额外的库存。其劳动过程按照泰勒原则进行组织，即把工作分解成更小的非技术性任务，并以最有效的方式重新组织它们；单一的工厂内聚集了大量的工人。这使得工人大众能够在享有同等条件的基础上，产生集体认同。这一时期的工人由工会所代表，与资方达成平衡，压制更激进的举措。集体谈判确保工资稳步增长，另外，由于工作相对长期稳定，享有高额工资以及养老金得到保证，工人越来越与制造业捆绑在一起，同时国家把钱重新分配给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作为福利。
由于实力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受到战争破坏，所以美国制造业受益匪浅，成为战后的强大实业。然而比较起来，日本和德国有自己的优势——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在日本， 政府、银行和重大公司之间形成高度支持的体制结构。此外，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为扩大出口市场和提高各国投资水平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产量迅速增长，生产率快速提高。最重要的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全球需求的增长，日本和德国的公司开始削减美国公司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在世界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多个主要的生产制造商。结果，全球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局面，对制成品价格产生了压力。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在价格方面被日本和德国这些竞争对手削弱，导致美国国内公司的盈利危机。美国的高昂固定成本根本不能够击败其竞争者的价格。通过一系列汇率调整，这种盈利危机最终蔓延到日本和德国，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
在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制造商努力重振企业。首先，公司追随那些获得成功的竞争对手，并开始模仿它们，比如美国的福特模式被日本的丰田模式所取代。其次，在劳动过程方面，生产要精简。一种超级泰勒主义旨在将过程分解为最小的组成部分，并确保进程中尽可能减少故障和停机时间。整个过程要尽可能精简重组，公司越来越多地被股东和管理顾问告知，要精简到在保证其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解雇多余的工人，并把库存量保持在最低水平。随着越来越复杂的供应链软件的兴起，这一点得以执行与实现，因为制造商需要和期望供应量达到要求。同时同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也逐渐转变为针对消费者需求而日益增加的定制商品生产。然而，这些努力遭到了日本和德国这些竞争对手提高自身盈利能力的反击，还产生了新的竞争对手如韩国、新加坡、中国等。结果产生由持续的国际竞争、产能过剩和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压力 。
恢复盈利能力的第二大尝试，是打击劳动力。西方世界各地的工会遭到全面的攻击，直至最终被破坏。工会面临新的法律障碍，各行业放松管制，造成会员人数下降。企业利用这一点降低工资，并越来越多地将工作外包。
早期外包工作涉及可运输货物如小型消费品，而非贸易服务如管理，和非贸易品如房屋不涉及。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已使这些服务部分得到分离，相关的区别是需要面对面接触的服务例如理发、护理等工作，和非个人服务例如数据录入、客户服务、放射科医师等之间的区别。前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国内外包，而后者日益受到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压力。酒店业提供了这个总体趋势下的一个明显例子：美国专营酒店的百分比从20世纪60 年代的微弱数字提高到2006年的76％以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转变，就是所有与酒店业相关的其他工作都被承包，如清扫、管理、维护和保洁服务。
02 互联网的繁荣与萧条
因此，20世纪70年代成为制造业盈利能力长期不景气的开端，而制造业盈利能力一直是发达经济体的基准。“广场协议“（1985年）签订之后，美元开始贬值时，美国制造业经历了一段健康增长的时期。但后来对日本经济崩溃的担忧，导致日元和马克贬值，又造成制造业下滑。虽然经济增长从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低点回升，但七国集团的经济和生产水平增长态势，均呈下降趋势。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以及对互联网产业发展可能性的狂热兴趣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使人联想到如今对于共享经济、物联网和其他技术支持型企业的着迷 。下一章我们将继续展示这些近期兴起的企业之命运是否会沿着同样的下行轨迹发展。为了我们当前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繁荣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为数字经济奠定基础设施以及为了应对经济问题而转向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繁荣，为此前基本非商业化的网络有效地实现了决定其命运的商业化 。这是一个由金融投机驱动的时代，反过来又被大量的风险投资 (VC) 推动，并表现为高水平的股票估值。
由于美国制造业在“广场协议”逆转后开始停滞，电信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金融资本的首选出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新兴行业，获取利润的必要性，与为人们和企业上网所提供的可能性紧密牵连。当这个领域处于高峰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 ，由投入科技公司的风险投资组成。而风险投资的平均规模在1996年至2000年间翻了两番。
据了解，已有超过5万家企业形成了互联网商业化，创造了超过2560亿美元的利润。投资者追求未来盈利能力的可能性，引发公司采取“先发展再盈利”的模式。虽然其中许多企业缺乏收入来源，而且更缺乏业务能力，然而他们的希望在于通过快速发展抢占市场份额，并最终主宰了被认为是主要的新兴行业 。
在今天看来，互联网行业的特征似乎是要求企业瞄准垄断地位。在初期阶段，投资者热切地加入，希望选择最终的嬴家。许多公司也不必依靠风险投资，因为股票市场青眯科技股。最初，受借款成本下降和企业利润上升的驱动，股票市场的繁荣开始脱离实体经济，并与由互联网公司提供保证的“新经济体”紧紧挂钩。在1997年至2000年的高峰期间，科技股上涨 30%，市值达5万亿美元。
这种对新兴行业的激情，转化为资本大最注入互联网的固定资产。尽管对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投资已经待续了几十年，但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的投资水平仍然是前所未有的。1980 年，在计算机和外围设备上的年度投资水平是501亿美元。到1990年投资水平达到了1546亿美元，在泡沫胀到极点的2000年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峰值——4128亿美元。
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在低收入国家，电信业是外资直接投资最大的行业，投资额超过3310亿美元。电信公司开始花费大量的金钱来更新他们的计算技术基础设施，结合美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监管变革，奠定了新世纪初期互联网主流的基础。具体来说，这项投资意味着铺设数百万英里的光纤和海底电缆，在软件和网络设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对数据库和服务器进行大量投资。
这个过程还加速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外包行业发展。当时，随着全球通信和供应链的构建和管理，外包变得更容易，协调成本大大降低。公司将越来越多的组件推向市场，耐克成为精益公司的象征一高收入经济体负责品牌和设计管理，而把制造和组装任务都外包给低收入经济体的血汗工厂。从各方面来讲，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是一个泡沫，为即将到来的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
1998年，随着东亚经济危机的加剧，美国经济的发展也开始举步维艰。通过美联储一系列快速降低利率的措施，经济萧条得以避免——降低利率标志着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漫长阶段的开始。
含蓄地讲，其目标是排除股市的“非理性繁荣”， 让股市继续上涨，以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名义财富，并提高他们的投资能力和转变其消费倾向。在美国政府试图减少赤字的世界里，财政刺激是不可能的。这种“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为没有赤字支出和缺少竞争性制造业的经济增长，提供另一个途径。这是美国经济一个显著的转变：美国制造业不复苏，市场必然会在其他行业寻求盈利机会。
这种转变顺利发展了一段时间，促进了对新兴网络公司的进一步投资，并保持资产泡沫膨胀到2000年，当时纳斯达克 (NASDAQ)的股票市场达到顶峰。在2001年崩盘之后，美国经济继续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在“9·11袭击”之后，通过降息和新的流动性条款刺激经济。这些中央银行干预的措施之一是降低抵押贷款利率，从而促使房地产泡沫的条件形成。降低利率也降低了金融投资的回报，并迫使企业寻找新的投资，最终从次级抵押贷款获得高回报，并为下一场危机奠定了基础。宽松的货币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的主要后果之 一，一直持续到今天。
03 2008年的金融危机
2006年，美国的房价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房价的下降开始影响其他经济体系。家庭财富同时下降，引起消费降低，最终导致一系列房屋抵押欠款。随着金融体系与房贷市场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房价下滑不可避免地会对金融业造成严重破坏。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出现，两家对冲基金在将资金大量投入抵押贷款证券交易后倒闭。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 ( Lehman Brothers) 破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整个体系就此终结。
https://www.zh-tpwallet.top事后美国政府的反应快速而积极。美联储提供总计7000亿美元的救助金，帮助银行摆脱困境，提供流动资金援助，扩大存款保险范围，甚至部分持有一些主要银行的股票。通过提供巨额的救助金，扶持摇摇欲坠的公司，降低非常税以及实行一系列自动稳定措施，政府承担起增加赤字的重负，以防止最严重金融危机的出现。结果，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高水平私人债务，在金融危机之后转变成高水平的公共债务 。
同时，中央银行也纷纷介入，试图防止全球金融秩序崩溃。美国发起了一系列流动性行动，旨在确保信贷渠道能够持续运行。除了向银行提供紧急贷款，还与14个国家订立了货币互换协议，以确保这些银行能够获得所需的美元。
然而，最重要的行动是，世界各地的主要利率骤降：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2007年8 月的5.25％降至2008年12月的0.25%。同样，英格兰银行的主要利率从2008年10月的 5.0％降至2009年3月的0.5 %。2008年10月，危机加剧，导致六大中央银行的国际协调利率下调。
到2016年，货币政策制定者将利率下调了637次。这种情况在后次贷危机时期持续着，并为全球经济建立了低利率环境，这是当今数字经济出现的部分关键条件 。
但是，当破产的紧迫威胁消失时，政府突然欠下一大笔债务。数十年间政府赤字不断增加，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一些政府变得似乎更不稳定。美国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的赤字，从1.6亿美元增加到14.2亿美元。缩减开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一方面是因为担心政府高额债务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以此为重要手段积累财政资源以防止未来的危机，并且把这项任务作为阶级工程以继续保持国家的私有化和简化。各国政府计划消除赤字，减少债务。其他国家面临政府开支进一步减少的困境，而美国也未摆脱紧缩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形势。
2012年底，一系列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的做法开始实施，同时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减税措施也就此废弃。自2011年以来，赤字每年都有所减少。然而，紧缩主义思想对美国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不可能从政府再获得任何重大的财政刺激。
美国的基础设施明显衰落，但即使在这方面，政府对要求支出的观点也充耳不闻。这在政府对于美国债务上限的政治表态日益频繁的过程中达到顶点。这个国会批准的上限，限制了美国财政部可以发行多少债务，并且巳经成为一个要点，使那些认为美国债务太高的人和那些认为支出是必要的人争论不休。
由于财政刺激在政治上是不合情理的，各国政府只剩下一种振兴经济疲软的机制——货币政策。结果产生了一系列非同寻常且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干预措施。我们已经注意到低利率政策的持续性。但是，由于陷入零下限，所以政策制定者被迫转向非常规的货币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量化宽松政策：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然后用这笔钱购买来自银行的各种资产如政府债券、公司债券、抵押贷款 。
2008年11月，美国率先采用量化宽松政策，而英国则于2009年3月起效法。欧洲中央银行(ECB) 由于其作为众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的独特情况，较为缓慢，不过最终在2015年1月份开始采购政府债券。截至2016年初，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已经购买了超过价值12.3万亿美元的资产。
使用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理由，是降低其他资产的收益率。如果传统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改变短期利率进行运作，那么量化宽松政策将会影响长期利率和替代资产的利率。
这里的主要思想是“投资组合平衡渠道”。鉴于资产不是彼此的完美替代品一不同的资产具有不同价值、不同风险、不同回报，剥夺或限制一种资产的供给，会对其他资产的需求产生影响。减少政府债券的供给，尤其会增加对其他金融资产的需求。我们应当降低债券收益率，例如公司债务，从而放松信贷；也要提高股票，如公司股票的资产价格，随后创造财富效应来刺激支出。
虽然目前只有初步的证据，但量化宽松政策似乎确实有这样的效果：企业收益率下降，股市上涨。这可能对经济体系中的非金融业也有影响，表现在经济的复苏大部分取决于2007年以来的4.7万亿美元新企业债务。我们此举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央银行建立的广义低利率环境，降低了广泛金融资产的回报率。结果是，寻求更高收益的投资者不得不转向日益有风险的资产，例如投资给无利可图和状况不明的科技公司。
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外，近年来企业现金围积以及避税现象明显增多。在美国，2016年1 月，商业公司以现金和准现金的投资（如低息流动性证券）持有1.9万亿美元。这是企业储蓄水平在向长期和全球趋势发展的一种表现，但随着危机过后公司利润的激增，现金围积的上涨加快，除了通用汽车等少数公司例外 。这是由科技公司主导而产生的现象，因为这些公司只需要将知识产权而不是整个工厂转移到不同的税务管辖区，因此逃税对他们来说尤其容易。表1.1概述了一些主要科技公司持有的储备金数量以及外国子公司在境外待有的金额。
这些数字是巨大的：谷歌 (Google) 的储备金总额足以购买优步 (Uber) 或高盛 (Goldman Sachs) ，而苹果 ( Apple ) 的储备金足以购买三星 (Samsung) 、辉瑞(Pfizer) 或壳牌 (Shell) 。然而，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些数字，要注意一些事项。
首先，他们没有考虑到各自公司的负债和债务情况。由于历史上公司收益率较低，所以许多公司认为承担新债务的成本更低，而不愿调回这些境外基金并为其支付企业所得税。在他们提交的SEC报税表中，明确指出避税是保待高水平境外储备金的理由。因此，这些公司对于债务的处理，需要在避税策略的背景下确定。这也是避税方式使用趋势更广泛的一种表现。
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年至2014年期间，境外财富增长了25%，导致约7.6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避税。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双重性 。
一方面，逃税和现金围积已经让美国公司特别是科技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这种过剩的公司储蓄直接或间接地结合宽松的货币政策，追求更多风险投资，以获得适当的回报。
另一方面，就定义来说，逃税导致政府收入流失，因此又加剧了紧缩政策。由于避税而缺失的大量税款，必须在其他地方弥补。结果造成对财政剌激的进一步限制和对非正统货币政策的更大需求。逃税、紧缩政策和特殊货币政策都是相辅相成的。
为了具体说明目前形势的综合情况，我们必须增加一个因素，即就业现状。无产者和剩余人口的逐渐增多，已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人口的收入受市场调控，并通过不稳定和非正式的工作获得。这支后备军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显著扩大。金融危机的初步打击显示为失业率急剧上升。在美国，这一比例从金融危机前的5.0％上升到了10.0%。在失业人员中，长期失业率由17.4％升至 45.5％——不但有很多人失业，而且有人长期以来一直失业。即使在今天，2008年的长期失业率仍然高于金融危机前的任何一年。
所有这些影响对剩余的就业人口构成压力——每周收益下降，家庭储蓄减少和家庭持有债务增加。在美国，个人储蓄从20世纪70年代的10.0%以下降到金融危机后的5.0％左右。在英国，家庭储蓄已经下降到3.8%，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被迫接受任何可获得的工作。
04 本章结语
因此，今天的局面是长期趋势和周期性运动的产物。我们继续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竞争和牟利为我们提供了世界的广义参数。但是，在这些整体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模式发生重大转变，脱离了安全就业和笨重的工业巨兽，向灵活的劳动力和精益商业模式迈进。
在20世纪90年代，当金融业引发了新兴互联网行业的泡沫，导致对建筑环境的大量投资时，一场技术革命就此展开。这种现象也转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美国正在毅然放弃制造业基础，转而将“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视为最佳可行的选择。这种新的增长模式，导致21世纪初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并推动了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反应。由于全球对公共债务的担忧，政府已经转向货币政策，以缓解糟糕的经济状况。这一举措，加上企业储蓄的增加和避税港的扩大，释放出大量的现金，一直在低利率的领域寻求合理的投资。最后，在金融危机之后，工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由于需要赚取收入，无力抗拒受剥削的工作条件。所有这一切为今天的经济创造了条件。
